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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由问题之再探讨(上篇)

时间:2021-09-22     作者:许增纮【原创】   阅读

2019年5月18日,笔者曾在重庆许氏文化研究会召开的“许氏家族文化和经济研讨会”上就许氏祖源问题作了一次发言。会后,此发言“纲要”在许氏宗族微信群和许氏网上得以流传。但此“纲要”对一些问题论述简略,须作进一步探讨。


在许氏祖源问题的探讨中,对许由的关注度很高。不仅许氏族人研究他,而且一些著名经学家、史学家也有专文论及。如宋翔凤在他的读书笔记《过庭录·尚书略说》中论及伯夷与许由,章炳麟在他的论集《訄书》中有一篇《许由即咎繇说》,杨宽在他的名著《中国上古史导论》中辟有专篇研究许由与伯夷、皋陶。在过往的史籍中,论及此者亦不鲜见。有鉴于此,笔者围绕许由问题断续翻看阅了一点资料,思考了一些问题。现将所学所思中一孔之见记录于此,恳请对此问题感兴趣的朋友批评指正。


关于许由,拟讨论以下几个问题:许由是否即皋陶;伯夷即许由、“伯夷封许,故曰许由”之说是否成立;许由是历史人物还是寓言中虚拟的人物。



说许由即皋陶,是章炳麟的观点。杨宽在《中国上古史导论》中引述了章氏的这一论述:


章炳麟又有许由即皋陶之说,其言曰:“余以许由即咎繇,《古今人表》书作许邎,正与咎邎同字。《夏本纪》曰:‘封皋陶之后于英、六,或在许’。古者多以后嗣封邑逆称其先人,以其子姓封许而因称咎繇曰许繇,亦犹契曰殷契,弃曰周弃。(见《殷本纪》及《鲁世家》) 《夏本纪》言:‘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后乃辗转讹迁,以为尧让。(笔者案:顾颉刚《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说:“禅让说首由墨家提出,但止于尧让于舜;儒家按照自己的主张接受了禅让说,而创舜让于禹;晚出的道家创尧让天下于许由的故事,则是按照道家的主张而编造的禅让故事”。[见《古史辨》七 [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11月第一版,P,30~93]按照章氏上面的说法,是禹拟禅皋陶[许由]之事,后来讹传为尧让给许由。)《伯夷列传》曰:‘余登箕山,其上有许由冢’。《夏本纪》言‘益让帝禹之子启,而避居箕山之阳’。盖固咎邎子也。高注《吕氏春秋·当染》篇以许由为阳城人。箕山者,下临阳城,(《括地志》‘阳城在箕山北十三里’)由冢在是,归葬故里也;益避在是,誓守父墓也。亦犹禹避商均于阳城,阳城以北为崇伯之国,将守故封而示终身不奸天室之政矣。(《夏本纪》正义:‘阳城县在嵩山南二十三里’。案:嵩本作崇,即崇伯鲧所封,禹、繇封邑相邻,特分南北耳。)或曰:墨、吕即著舜染许由之文,又云禹染皋陶、伯益,诚使许由皋陶为一人,何故变名更举?则尧让之謣言,远起三季,墨、吕固习闻焉而不察其为异称也。”章说至是!(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第十三篇,吕思勉、童书业编著《古史辨》七[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11月第一版[下同],P,348~349。笔者注:以上引文已据章炳麟《訄书·族制》所附之“许由即咎繇说”作了校改。)


章氏的论据是什么呢?一是《汉书·古今人表》中“许邎,正与咎邎同字”;二是皋陶之后被封于英、六,或在许,而“古者多以后嗣封邑逆称其先人,以其子姓封许而因称咎繇曰许繇”(章认为皋陶即咎繇);三是司马迁的《伯夷列传》说:“余登箕山,其上有许由冢”。而“高注《吕氏春秋·当染》篇以许由为阳城人,箕山者,下临阳城,(《括地志》‘阳城在箕山北十三里’)由冢在是,归葬故里也”;四是益是咎繇子,其避居箕山之阳,是为其父守墓。皋陶即咎繇,而皋陶就是许由,所以益就是许由之子。他避居箕山之阳就是为他的父亲许由守墓。


太炎先生所举的这四条根据,笔者以为是难以成立的。在《汉书·古今人表》所列之人(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人姑置不论)中,既有咎繇,又有许繇。著名的古代史学家班固不会糊涂到在同一表中把同一个人用两个不同的名字记载下来;也不能因为这两个名字中有一个字相同就断定是同一人。


章氏对司马迁《史记·夏本纪》中“封皋陶之后于英、六,或在许”这句话阐释说:“古者多以后嗣封邑逆称其先人,以其子姓封许,而因称咎繇曰许繇”。此说是很值得探讨的。


其一,对“或在许”的考辨。清朝乾嘉时期一位用20年工夫研究《史记》的专家梁玉绳于1783年 (乾隆四十八年)写就的《史记志疑》中 ,对《史记·夏本纪》 中“或在许”这句话进行了考辨。他在“或在许”条下写道:“案:许,太岳之后也,姜姓,安得以为皋陶后哉!《史》误。”(《史记志疑》影印本《夏本纪》卷二)文字不多,但是意思明确而决断。就是说,《史记》中“封皋陶之后于英、六,或在许”中最后“或在许”的记载是错误的。梁的根据是什么呢?就是《左传》有明确的记载:“许,太岳之后也,姜姓”,怎么可能是皋陶之后呢!这个根据是立得住脚的。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中的第一句话就是:“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在西汉,关于古代的传说极多,“载籍极博”,孰为比较可信的历史呢,司马迁取舍的标准是“考信于六艺”。这在当时是很了不得的见解。顾颉刚对此颇为称道。(见顾颉刚:《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古史辨》七[上]P,46~51)相对而言,《春秋左氏传》的记载是可信的。既然《左传》已经明确记载许姓是太岳之后,怎么可能变为皋陶之后呢?因此推断,《史记》的记载有误,或是本无此三字,而是传抄中羼入的。


其二,对“或在许”的解读。如果《史记》中“或在许”这句话,不是记载错误,也不是羼入,此“或”字作为副词,乃是疑而未定之意。亦即封许的说法是不能确定的。(在《夏本纪》之“禹于是遂即天子位”下,【集解】皇甫谧曰:“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其中的“或”与“或在许”的“或”意思相同,即夏都地址在平阳,或者在安邑,或者在晋阳,难以确定。)以不能完全确定的封地作为根据而得出的结论,当然不能确定。另,“或在许”可解释为受封的皋陶之后裔迁到了许地。顾颉刚在其《古史论文集》中说,在中国古史中东方民族曾经向西方大迁徙,皋陶之后容有在这时迁到了许地,后来周初姜姓之后被封到此而建立了许国(参见吴锐《中国上古的帝系构造》,中华书局2017年1月版,P,350)


总之,无论是以上的考辨还是解说,都说明皋陶之后并未封于许(或不能确定封于许)。因而,章说“古者多以后嗣封邑逆称其先人,以其子姓封许而因称咎繇曰许繇”的论断失去了可靠的依据。


再说许由冢。章氏的根据也是司马迁的《史记》。《史记·伯夷列传》谓:“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太炎先生在此基础上,根据相关资料,做出了两个结论。其一,据《夏本纪》,伯益之所以让“帝位”给禹的儿子启“而避居箕山之阳”,是因为伯益是许由的儿子,到箕山之阳是为其父许由守墓;其二,“高注《吕氏春秋·当染》篇以许由为阳城人,箕山者,下临阳城”。许由冢之所以在箕山上,是许由叶落归根——“归葬故里”。即使《夏本纪》所记全是信史,伯益避居箕山之阳,他怎么就成了咎由(即许由)之子了?若仅据避居箕山之阳这一条就能断定他是咎由之子,那其他居于是者又当作何论?而且,在《夏本纪》中还可以找到益并非皋陶之子的证据。其一,《夏本纪》载,尧去世后,舜在“四岳”推荐之下任用禹为“司空”以平水土。禹推让给契、后稷、皋陶等人。可舜仍令禹担负此项任务。“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禹在治水过程中,“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溼。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可见,在尧崩后,益与禹、契、后稷、皋陶都是辅佐舜之“同僚”,益为皋陶子的可能性几等于零;(《史记·五帝本纪》也有相同的记载:舜继天子位后,让禹平水土,契为司徒,后稷司农,皋陶司刑,伯夷为秩宗,垂为共工,益为虞,夔典乐等等来看,他们都是同时代的人。而且,皋陶和伯夷显系两人。另,据杨宽考论,益乃东方传说中之鸟神,而皋陶为西方之岳神,彼此无涉。)其二,《夏本纪》又载,“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后于英、六,或在许。而后举益,任之政。”禹在皋陶死后即封其后代,随即“举益,任之政”。也就是说,将益作为自己的继任者,准备禅位于他。禹既予皋陶之后以“封国”,算是对已卒皋陶之酬劳了,怎么又将皋陶之子益作为“天子”之“储君”呢?由此可见,益并非皋陶之子。其避居箕山之阳,亦并非为许由守墓。


再,即使许由实有其人,而且如高诱所注是阳城人,箕山上之冢就真是他的归葬之处吗?司马迁说他去了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北宋王安石为许氏所写的世谱叙中,在说到许由冢时,也甚谨慎。他完全引用了司马迁的原话:“箕山上蓋有許由冢”。其中“盖”字仍赫然在目,不敢随意省去。为什么?作为副词,此“盖”字乃疑而未定之意。中国权威的辞书如《辞海》、《辞源》皆如此解释。《辞海》解释道:“盖,副词,疑而未定意。《史记》六一《伯夷传》:‘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墓云’。”1936年出版的《辞源》也说:“盖,传疑之词。‘舜目盖重瞳子’。”吕思勉在《大中国史》中也说:“古人注文用个‘盖’字,都是疑词。”司马迁去了箕山,也看到了那个“冢”,可他是持怀疑态度的,所以他很审慎地说:“其上盖有许由冢云”——他也是听人这样说的,那真是许由冢吗?章氏在引用司马迁这句话时,却无视这个“盖”字,直接说:“其上有许由冢”。这可不是司马迁的原意!再说,据《史记》“正义”《括地志》云:“咎繇墓在寿州安丰县南一百三十里故六城东,东都陂内大冢也。” “集解”《皇览》曰:“皋陶冢在庐江六县。”从“封皋陶后于英、六,或在许”,其墓地选在“六”,岂不更合逻辑?若皋陶即许由,其冢当在安徽而不在河南。


许由冢之真伪,亦可从远古墓葬习俗中求证。远古冢墓,不封不树,无有丘垄。也就是说,先秦之墓葬,没有封土(高出地面的土堆),大概从汉朝起才在埋葬先人之后于其上累上封土。杨宽在《中国古代史导论·自序》中对远古之墓无封土有详细的论述。他写道:


吾人稽之《易·系辞传》称古之葬者“不封不树”,《礼记·檀弓》及《汉书·刘向传》并称孔子葬母于防,称古墓而不坟,盖远古冢墓,不封不树,无有丘垄。吾国于殷及周初尚无丘垄之制。此可由安阳殷代古墓与濬县辛村古墓判知之;今大禹陵丘垄甚高,实不得发掘而明其伪也。古史传说中的古墓,本多后人造作,《山海经·海外南经》郭注谓古墓每多“绝域殊俗之人,闻天子崩,各自立坐而祭醊哭泣,起土为冢”。实则今所传之远古冢墓,亦多由传说而附会者。(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自序》[民国二十七年一月改定],吕思勉、童书业编著《古史辨》七[上], P,67。另,梁玉绳《史记志疑·夏本纪二》辨析会稽禹陵时,亦有类似说法。)


冢者,高坟也。传说中的许由是尧舜禹时代的人,死后其墓当是没有封土的。司马迁所见到的许由冢是有封土的高坟,显然是后人根据传说所造,而非真的是许由归葬之处。(对六县的皋陶冢亦当作如是观。)司马迁当知远古埋葬之习俗(或称墓葬之制),故对箕山上人们所说的那个“冢”是许由埋葬之地持怀疑态度。


由此可见,益并非咎由(许由)子,其避居箕山之阳亦非为许由守墓;箕山上之许由冢乃后人造作而非许由归葬处。故以此为据断定皋陶即是许由之说不能成立。



关于伯夷即许由及“伯夷封许,故曰许由”的问题。 


在许氏宗族中,有一部分人认为,许氏始姓祖是许由。其根据是有学者论断:“伯 夷封许,故曰许由”;且箕山上有许由冢,那是古史遗存之证据。关于许由冢并非许由归葬处,前已论及。此则对“伯夷封许,故曰许由”略作辨析。而“伯夷封许,故曰许由”又和伯夷即许由的认定密切相关。


作出以上论断的是清代一位重要的经学家宋翔凤。而现代研究古史的专家杨宽(杨宽被称为顾颉刚之后“疑古”史学之集大成者。其史观“是一种民族神话史观”,并提出“神话分化说”)不仅支持宋氏的论断,而且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


宋翔凤(1776~1860)是清代今文经学的开创者庄存与的外孙。他得其外祖父及舅父之真传,将清代的今文经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清代七百名人传》谓其“淹贯群籍,尤长治经”。他是个很有学问而且善于考证的学者。在其读书笔记《过庭录·尚书略说》中提出了“太岳定是伯夷”,而“伯夷正是许由”,“伯夷封许,故曰许由”的观点。


杨宽在《中国上古史导论》第十三篇“许由与皋陶”一目中(见《古史辨》七(上)P,348~350),既肯定章炳麟皋陶即许由之说,又在“许由皋陶与伯夷四岳”中肯定宋翔凤之说,认为许由即伯夷,并从传说、地望、语言学三个方面论证了“许由即伯夷”的观点。


宋翔凤在今文经学的研究上的成就不言而喻。杨宽对上古史料的辨伪、考据,成绩斐然,并独创“神话分化说”。可他们对许由、伯夷的上述论断则未必为不刊之言。


第一,宋翔凤、杨宽认为许由即伯夷的论断正确吗?


杨宽对“许由即伯夷”的论证如下——

首先从神话传说之分化和语言学的角度进行论证。


“许由与伯夷之事绝类而经传但见伯夷而不及许由。此史公论伯夷而深慨许由之欲考信而无从,是许由与伯夷之为同一传说之分化,史公已揭其隐矣。”(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第十三篇 许由皋陶与伯夷四岳,《古史辨》七(上)P,345~346,)


在引述了宋翔凤论述许由即伯夷的论证后(见下面引用的宋氏《尚书略说》),杨宽作出结论:“伯夷固即太岳、四岳,四岳有不受尧让国事,许由亦有不受尧让国事,而许又为太岳之后,‘由’‘夷’又音近,则许由固即伯夷。”(见《古史辨》七(上)P,346)


然后,从地望的角度进行论证。他说:“《左昭四年传》云:‘四岳、三塗、阳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险也。’……而许由在阳城附近,则各书均无异辞。《庄子·让王》篇、《吕氏春秋·慎大》篇俱云:‘许由娱于颖阳。’《吕氏春秋·求人》篇云:‘昔者尧朝许由于沛泽之中,请属天下,许由辞,遂之箕山之下,颖水之阳,耕而食。’《当染》篇高诱注云:‘许由阳城人,尧聘之,不至。’《淮南子》原道篇、氾论篇高注亦云然。《水经颖水注》云:冯敬通《显志赋》曰:‘遇许由于负黍’。京相璠曰:‘负黍在颖川阳城县西南二十七里,世谓之黄城是也。’”


于是作出结论:“许由在阳城。阳城亦九州之险也。伯夷为九州西羌姜姓民族之宗神,传在九州之四岳,而许由相传亦在九州之阳城,则谓许由即伯夷,非臆断矣!”(《古史辨》七(上)P,347~348)


同时用神话传说分化理论及地望、语言学的知识研究上古史,颇具创意,一般也是有效的。但是,在用神话传说分化论分析许由与伯夷时,作者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此二人在传说或是寓言中他们的“事迹”的相似度到底有多大;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对社会的态度是否相似。作者说“四岳有不受尧让国事,许由亦有不受尧让国事”,“许由与伯夷之事绝类而经传但见伯夷而不及许由”。因此,“许由与伯夷之为同一传说之分化”。这里的“绝类”二字是大有问题的。


为说明问题,得话分两头。


倘若是拿许由与司马迁《史记·伯夷列传》中的伯夷相比,确有类似之处:许由是不受尧的禅让,伯夷是不接受其弟让位之谦让——因为孤竹国国君属意于其弟叔齐,叔齐欲让国君之位与伯夷,伯夷不就国君位而逃之。司马迁说得很明确,这是遵“父命也”。(注意,此伯夷不是拒受尧之禅让!)故此与尧让许由虽相类而有区别,绝不能说是“绝类”。更何况,此伯夷乃殷末周初人,与传说中尧舜时之许由相隔千年以上吧,怎么说也不可能是同一个人。


倘若拿许由与尧舜时的伯夷比,时间上倒是合适,但是二者之事只能说在形式上有些微相似,实则相差甚大,更谈不上“绝类”了!还是看看相关的记载吧。


关于尧让位于四岳的记载。


《尚书·尧典》:帝(尧)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


《史记·五帝本纪》: 尧曰:“嗟!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践朕位?”岳应曰:“鄙德忝帝位。”


上述记载都说,尧在位70年后,想让位了,于是征求“四岳”的意见,说,你们能顺应天命继位执掌天下吗?四岳说,我们德不配位啊,不能继帝位。在这里,尧是征求四岳的意见,不是一定要把帝位让给四岳。四岳则认为自己何德何能,怎配当执掌天下之帝。


对于四岳,学界有两种说法。一说四岳是四个辅佐尧或舜管四时(春夏秋冬)或管四方之官,其首(管春时之官,叫做阳伯)谓之太岳;一说四岳是一个人,也称太岳。无论是四人或一人,这个叫做太岳的人就是伯夷。能辅佐尧帝管天下者,当为高官大吏无疑。


关于尧让位与许由的记载。


《庄子·逍遥游》记道:


尧让天下于许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吾自视缺然,请致天下。”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晋]皇甫谧的《高士传》记道:


许由,字武仲,尧闻,致天下而让焉,乃退而遁于中岳,颍水之阳,箕山之下隐。尧又召为九州长,由不欲闻之,洗耳于颍水滨。时有巢父牵犊欲饮之,见由洗耳,问其故,对曰:“尧欲召我为九州长,恶闻其声,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处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谁能见子?子故浮游,欲闻求其名誉,污吾犊口!”牵犊上流饮之。


尧让许由而由不受的故事,最早出于《庄子》。以后诸家写许由的故事,多本于此。杨宽论伯夷与许由中的许由事迹,说其“绝类”,也是依据《庄子》的记载。许由是否真有其人,暂且置之不论。从庄子与皇甫谧的记载中,可以看出,这位许由绝非身在庙堂的高官,而是一个生活在民间的隐士。尧亲自去见他,着实把他颂扬了一番后,要把天下让给他;而许由则坚决不受,而且说,我拿天下何用,请回吧!


以上尧让位四岳与让位许由的两类记载,前者为经史,其记载庄严肃穆,惜墨如金,给后人以不少释读的空间;后者为子集,寓言想像,随意挥洒,让人读起来形象生动,兴趣盎然。所记内容两相比较,差别甚大:一位是身在庙堂之高官,一个是藏身民间的隐士;一个在尧征求让位意见时表示自己德不配位,怕辱没了这个位子而谦让;一个则认为得天下何用、非己之所欲而峻拒。除了都不受位这一点相类而外,二人的事迹和社会地位、人生态度绝不相类。如此地位悬殊、人生态度绝然相反的两个人,怎么可能是同一个人呢?既然如此,由、夷二字“并声之转”,同居“九州之险”的地望相近,也就不能成为他俩是同一个人的旁证了!


第二,宋翔凤之“伯夷封许,故曰许由”能成立吗?


为便于了解宋翔凤的论述,兹将其《过庭录·尚书略说》中的那段关于太岳定是伯夷及“伯夷封许”的内容节录于此——


《周礼疏序》引郑《尚书》注云:四岳,四时之官,主四岳之事,始羲和之时,主四岳者,谓之四伯;至其死,分岳事置八伯,皆王官。其八伯,惟驩兜、共工、放齐、鲧四人而已。其余四人,无文可知矣。按上文羲、和四子,分掌四时,即是四岳,故云四时之官也。云八伯者,《尚书大传》称阳伯、仪伯、夏伯、羲伯、秋伯、和伯、冬伯,其一阙焉。《郑注》以阳伯为伯夷掌之,夏伯弃掌之,秋伯咎繇掌之,冬伯垂掌之,余则羲和仲叔之后,《尧典》注言驩兜四人者,郑以《大传》所言,在舜即真之年,此在尧时,当别自有人,而经无所见,故举四人例之……按唐虞四岳有三:其始羲和之四子,为四伯;其后共、驩等为八伯;其后伯夷诸人为之。《白虎通·王者不臣篇》:先王老臣不名,亲与先王戮力共治国,同功于天下,故尊而不名也。《尚书》曰:咨尔伯,不言名也。按班氏说《尚书》,知伯夷逮事尧,故在八伯之首,而称太岳。《春秋左氏传》隐十一年,夫许,太岳之胤也。申、吕、齐、许,同祖,故吕侯训刑,称伯夷禹稷为三后,知太岳定是伯夷也。《墨子·所染篇》、《吕氏春秋·当染篇》并云:舜染于许由伯阳,‘由’与‘夷’,‘夷’与‘阳’ 并声之转。《大传》之阳伯,《墨》《吕》之许由伯阳,与《书》之伯夷,正是一人。伯夷封许,故曰许由。《史记》:尧让天下于许由(原注‘本《庄子》’)正附会咨四岳巽朕位之语;百家之言,自有所出。《周语》太子晋称共之从孙四岳佐禹。又云:胙四岳国,命曰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史记·齐太公世家》云:吕尚,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虞夏之际,封于吕,姓姜氏。此云四岳,皆指伯夷;盖伯夷称太岳,遂号为四岳,其实四岳非指伯夷一人也……


根据以上所引,伯夷掌阳伯,乃四岳或八岳之首,因而说太岳是伯夷,尚可成立。(笔者注:其实也不尽然,在《五帝本纪》中,说到“四岳”时未具姓名。但是从所记述舜用尧时无官职名称的22人中有伯夷的名字看,伯夷并不在“四岳”中。详见《五帝本纪》。如果比对《尚书》、《国语》、《史记》等等史籍,对同一事的记载而不一致者,不在少数。其原因可参见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第一篇 古史传说探源论》[民国二十七年一月改定],《古史辨》七,[上],P,98~103)而其中“伯夷封许,故曰许由”的说法,从文中看,其根据有二:一是伯夷与许由是同一个人;二是《左传》隐公十一年有“夫许,太岳之胤也”的记载。度其内在逻辑关系是:因为伯夷即太岳,而伯夷亦即许由,太岳之胤也就是伯夷之胤;伯夷的后代姓许,其来源就是因为伯夷封许而得。如果伯夷与许由并非一人,以上的根据就轰然倒塌了!


前已论及,说许由即伯夷的结论是立不住脚的。因此,以“夫许,太岳之胤”来证明“伯夷封许,即曰许由”就失据了。更何况,“夫许,太岳之胤”,仅仅证明许姓为太岳(伯夷)之后,即证明太岳(伯夷)之后代曾经封于许,并不能证明太岳(即伯夷)曾被封于许。(在《左传》中还有类似的记载,比如庄公二十二年有“姜,太岳之后也”的记载。而且,申、吕、齐、姜同样是伯夷的后代。这些记载只能证明伯夷的后代曾经封于申、吕、齐、姜,而不能证明伯夷本人曾封于申、吕、齐、姜。历史事实确乎证明了太岳之后代封到了许国为君。这就是周初成王封吕丁于许,而吕姓乃太岳之后。这在我的发言纲要中已经论及。)由此可见,“伯夷封许,故曰许由”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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